为何中国共产党偏偏只能在上海成立？一篇奇特的解释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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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月之 | 上海社会科学院

【导读】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立，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历史上曾长期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为什么是上海？本文指出，这与近代上海城市强大的集聚功能有关，与上海奇特的城市空间有关，与五方杂处、华洋混处社会结构有关，与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上海城市特点的清晰认识与有效利用有关。综合已有的关于创新机制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城市规模越大，人们互动、交流机会越多，创造与创新几率也越高，这是大城市较小城市更能创新的社会原因。作者分析指出，近代上海城市规模超群，人口异质程度奇高，各路精英荟萃。这些特点交织一起，导致近代上海城市创新能力特强。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上海创立、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长期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的社会原因。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21年第6期，原题为《上海城市集聚功能与中国共产党创立》，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上海城市集聚功能与中国共产党创立



中国共产党，作为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与帮助下、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先进知识分子为最先觉醒群体、具有广泛国际联系、全国性革命政党，之所以在上海创立，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长期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与近代上海城市强大的集聚功能有关，与上海奇特的城市空间有关，与五方杂处、华洋混处社会结构有关，与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上海城市空间特点的清晰认识与自觉利用有关。


▍奇特空间的形成


1920年4月，负有指导筹建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一行来到上海。5月，在吴廷康等人努力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建立，机构设在公共租界熙华德路12号（今虹口长治路177号）。这是共产国际指导东亚地区革命活动的核心机构，下设三个科，即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就空间距离而言，从俄国西伯利亚到上海，比到北京、天津远得多，北京还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但共产国际不是将此机构设在北京、天津，也不是设在另一个东亚大城市东京，而是设在上海。这凸显了共产国际对于上海地位的特别重视。


共产国际这一决策，是其对东亚各大城市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所能发挥作用前景的综合研判，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显而易见的经验有五条，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具有严格纪律的政党领导，二是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武装斗争，三是在城市发动武装暴动，四是深入军队做政治思想工作，五是重视舆论宣传。共产国际决定在东方国家建立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自然而然会考虑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共产国际成立的1919年，上海已是拥有245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差不多是北京人口（85万）的3倍，天津人口（90万）的2.7倍，广州人口（160万）的1.5倍。还有一点，就是上海在城市品格方面，特别像俄国圣彼得堡，都是国内最大的港口城市，都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都是最为开放的城市，都是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城市，而圣彼得堡正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城市。


上海城市与圣彼得堡的同构性或类似性，是共产国际特别青睐上海的根本原因。


上海在开埠以前，原是普通的滨海城市。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第一批通商五口中，论行政地位，上海仅是县城，既不及作为省城的广州、福州，也不及作为府城的宁波；论空间方位，上海地处五口最北端，离开欧美最远，也不占优势。但是，上海在开埠以后，不到二十年，已在通商口岸中独占鳌头，逐渐成为包括贸易、金融、交通、工业等在内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人口则由开埠前夕的二十来万，到1900年超过100万，排名全国第一，1920年前后已是全国特大城市，也是远东最大城市之一。


上海城市如此爆炸性发展，影响因子很多，包括自然禀赋、人文特点等，但关键在于以租界为核心区域的奇特空间的形成。所谓奇特，包括一市三治、安全因素、中外利益共同体三个方面。


先说一市三治。


所谓“一市三治”，是指上海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存在三个行政管理机构，即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家各自为政，互不统辖。三家之上，没有任何可以统辖或协调三家关系的垂直权力机构。遇到非协调不可的问题，就由各国领事或领事团向上海地方政府交涉，或通过各国驻华公使向中国中央政府交涉。


三家之中，又各具特点。


上海最早设立的是英租界（1843年），随后是法租界（1848年）、美租界（1849年）而后是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1863年）。1943年，两租界均被中国收回。租界并非上海特有。近代中国共有26个租界，其中天津有九个租界，汉口有五个租界，但是论影响，则以上海租界最大。原因有三：一是历时最久，上海租界历时98年（1845−1943），远比其他租界更长。其他各租界，依存在时间长短而论，其中天津英租界（1860−1943）、法租界（1861−1943），广州英租界（1861−1943）、法租界（1861−1942），历时都超过80年；镇江英租界（1861−1929）68年、厦门英租界（1862−1930）、汉口英租界（1861−1927）、九江英租界（1861−1927）历时都超过了60年；其余租界历时都不超过50年，最短的是天津奥地利租界（1902−1917），15年。二是面积最大。上海公共租界面积最大时为33503亩（1899年），1914年法租界面积最大时为15150亩（1914年），两者总面积最大时合计48653亩，这在全国租界中，无出其右。天津、汉口、广州等23个租界的总面积之和最大时，也才30612.32亩。上海两租界超过中国所有其他租界面积总和的1.5倍。三是管理形式最为奇特。近代中国租界管理形式分为两种，即专管租界与共管租界。共管租界只有两个，即上海公共租界与鼓浪屿公共租界，其余23个租界均为专管租界。鼓浪屿公共租界面积既小（最大时为2250亩，仅为上海公共租界的6.7%），人口又少（外国侨民最多时为567人，为同期上海公共租界外侨人数的1/70），历时亦短（41年），其影响远不能与上海公共租界相提并论。就此而言，上海公共租界管理形式是全国租界中的特例。


公共租界与专管租界管理方面的差异，一是共，一是专。上海公共租界权力属于纳税人会议（先是租地人会议），具体行政事务由工部局处理，工部局董事由纳税人会议选举产生。工部局权力受到上海领事团制约，上海领事团由相关国家驻沪领事组成，包括英、美、日、德、俄、意、比等国。上海领事团上面，则是外国驻京公使团。尽管英国人在相当长时间里在公共租界占主导地位，但工部局并不是英国政府的下属机构，英国政府并不能直接向公共租界下达指令。


上海公共租界蕴含了“一界多国”的复杂性。全国各专管租界，都由各国领事主管。广州、汉口、天津等地，各租界虽毗连接壤，但各自独立，并不形成统一整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由于战败，汉口德租界、天津德租界被收回，但汉口、天津其他租界依然如故；1927年，汉口英租界被中国收回，但汉口法租界、日租界依然如故。而在上海公共租界，多国侨民混处一隅，遇事需要比较复杂的会商程序，环节较多，其效率常较专管租界为低，但共处有共处的优势，各国侨民处在同一行政实体管辖之下，处境相同，利益相同，容易形成一致意见。诚如费唐法官所说，“联合之结果，可以增添实力，增加独立方法，而使外侨团体，非特对于市政之担承，其规模能比其他地点分别管理之区域为大，其活动之范围，亦较为广阔，并可发展一种国际合作之习惯。此种习惯，自有其特殊之价值”。


华界呈现一治多区、南北分隔的特点。华界市区原在城厢内外，随着城市发展，闸北、沪西陆续城市化，浦东沿江一带也出现仓库、工厂与居民集聚区。1920年前后，华界市区主要在南市与闸北，两地均属上海地方政府管辖，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横亘其间，这使得华界管理空间支离破碎，市政建设、行政效率都大受影响。


除此之外，上海还存在面积相当可观的越界筑路地区。从1860年代起至1930年代，两租界或以军事原因，或出于生活需要，在租界之外修筑了一批路街，习称越界筑路。租界当局设置巡捕对这些路街进行管理，维护治安，向沿路居民征税，使得这些地方成为租界的附庸。越界筑路地区的形成与租界有关，但又不等同于租界；有些逐渐并入了租界，有些则没有。据研究，到1926年，两租界共越界筑路90条，长165公里。到1930年，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面积共47540亩，是同期公共租界面积的1.4倍。


越界筑路地区是管理权限模糊区域。由于道路系租界出资修筑，道路两侧水电等设施系租界提供，按照协议，道路两侧管理权归租界，但道路以外区域，两条越界筑路之间广大区域，管理权仍属华界当局。越界筑路区域成为介于租界与华界之间的灰色地带，被鲁迅称为半租界，确然。其治安通常较华界为优，较租界为差；其地价较华界为昂，较租界为低。至于距离道路多远才归华界管理，并无明确规定，租界与华界管理权限往往混沌难分，其矛盾、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五四时期，这一地区时常因管理权限发生中外纠纷与冲突，192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时常利用这一地区作为隐蔽斗争场所。中共四大会议地址，即在越界筑路地区。1925年五卅运动开始的起因，就与杨树浦一带越界筑路地区管理权限模糊有关。


综合起来，近代上海一市三治，公共租界一界多国，华界两区分隔，又有权限模糊的越界筑路区域，这些因素凑合在一起，使得上海城市管理斑驳陆离，举世无匹。





在一市三治格局下，由于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但又不是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或某一个国家的殖民地，自有立法、司法、行政系统。界内人口，来自世界各地。工部局或公董局，除了市政、税收、治安等事务外，于宗教、新闻、出版、金融、贸易、制造、人口流动等多不过问。


这样，上海租界就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的交叉区域，一是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二是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这一权力控制边缘地带的交叉区域，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


一市三治的情况，如果发生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


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的交叉区域，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活跃其间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族群，使得上海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区域。这里不光有三个司法体系，三个警察局，三个公共交通系统，三个水厂，三个发电厂，电压也不一样，在法租界是115伏，而在公共租界是220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不相同。不同区域黄包车夫的执照也不相同，且不通用。这种奇特空间，巴黎、伦敦、纽约等西方城市不存在，孟买、香港、新加坡等殖民地城市也不存在。


再看安全因素。


近代上海安全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战时中立，二是缝隙效应。


所谓战时中立，是指自1853年小刀会起义以后，至1937年以前，每遇战争，无论是中国国内战争，中外战争，还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与外国的战争，上海租界都无一例外地宣布中立。1860年6月至1862年6月，太平军先后三次进攻上海，均被击退。租界外国殖民主义者与华人官僚绅商结成反对太平军联盟，共同对付太平军，最终使得上海城市免遭兵燹。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驻沪领事即宣布中立，中国政府默认了这种中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政府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书面保证，说万一发生战争，他们不会对上海及其邻近地区采取敌对行动。中国政府也认可了这一中立。此后上海在各色战争中，包括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1904年至1905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4年的江浙战争，1927年的北伐战争，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上海租界皆处于中立地位。这使得上海在战乱频发的近代中国，成为一个地位特殊的和平岛、安全岛。


所谓缝隙效应有两层含义：一是近代上海三个行政实体之间存在管理薄弱地带，包括两租界与华界之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洋泾浜的各座桥上，一度成为走私贩毒的三不管地带，就是因为桥之两端分属两个租界，走私贩毒者易于逃避管辖。二是因制度差异所形成的管理缝隙。有些事，比如批评皇帝，在华界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在租界则认为属民主权利。无论是在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中国地方官员均不能随意入内捕人。


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地带，形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晚清维新派康有为、黄遵宪等，革命派蔡元培、章太炎等，都曾有效地利用这道缝隙。民国时期的各种进步力量，也都有效地利用这一缝隙，发行报刊，出版书籍，进行集会演说等。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以后，充分地利用了这道缝隙。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会址，均选择行政控制的缝隙地段或管理薄弱地带。中共一大会址，1921年时便处于法租界新辟区域的边缘地带，中共二大会址，正处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线上，中共四大会址则是典型的越界筑路区域。中共领导的地下斗争，也机智灵活地利用了这道缝隙。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周恩来遭到追捕。根据党组织决定，他与邓颖超一度住进礼查饭店。这家饭店是上海公共租界最高级饭店之一，也是国民党反动权力无法施展之处。周恩来在这里隐藏了一段时间，于5月下旬去了武汉。1931年5月，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面临严重风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在安顿好中央机关和其他同志转移以后，潜藏到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今四川北路1953弄44号）。这里是周恩来堂弟周恩霔夫妇的住所，处于越界筑路地段，弄堂内归中国警察管，弄堂外归租界巡捕管。弄堂内五条支弄并行，腾挪空间很大，这为地下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个处所周恩来此前极少向人透露，所以比较安全。


对于早期共产党人利用租界缝隙进行活动的情况，早在1922年，日本驻沪有关人员就有细致的观察与具体的报告。他们说：


上海分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个区域。三方行政体系不同，分权统治。因此从居住地的行政区警察权的行使情况来看，比如在公共租界犯了应被逮捕的罪，跑到法租界避难，就可避免逮捕；反之，理应被逮捕的在法租界的工人运动主谋（如李人杰），也是逃往公共租界才避免了被逮捕的厄运。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在华界，各种取缔措施不完备，执行速度缓慢。众所周知，上海被称为非常适合作为普通的罪犯、需注意人物的避难地或藏匿之处。像这样在对待思想上，三种不同的权力之地，取缔方针也不尽一样。通过对这些状况的考察，哪个地方最适合作为过激主义以及其他宣传之地，自然就能得到结论了。


至于中外利益共同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混合经济是中外利益共同体的核心内涵。作为中国多功能经济中心，上海的外资、中资、官办、民办企业，尽管相互之间有竞争，但是，它们在原材料、劳动力、资金、能源、技术、运输等诸多方面，有着错综复杂的互补、混合、融合的关系。且不说外资企业的员工主要是中国人，原材料主要来自中国，也不说很多中资企业的技术骨干来自外国，机器来自外国，更不用说有的企业原本中外合资，甚至挂的是洋招牌，内涵却完全是中国的。单说工作环境，它们使用的是相同的马路、相同的河道、相同发电厂的电、相同煤气厂的煤气，联系着相同的银行与保险公司，面对的是相同的气候、相同的自然灾害与相同的传染病。





其二，公用市政是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市政依托。市政设施方面，除了租界某些桥梁曾在一段时间内对往来车辆略收费用之外，一般道路、桥梁、大自鸣钟、气象台等，对用户均不另外收费。无论租界、华界，道路、地下排水系统、桥梁等事实上成为所有居民的公用设施。现代市政管理制度的实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使得上海租界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来说，更为整洁、安全。这方面的优越性，也为所有居民所共享。到1910年，两租界人口已占整个上海城市人口的48%，到1942年这个比例则上升到62%。换句话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上海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享用两租界所提供的市政服务。


其三，共同体溢出效应惠及整个上海地区。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核心部位是两租界，利益方面并非中外平分秋色，而是明显地呈现西强中弱的特点。租界的外贸、金融等方面，主要控制在外国洋行、商人手中，房地产亦绝大部分亦为外侨所占有。但是，中国在这个共同体中也获得了巨大利益。上海能够成为中国多功能经济中心，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能够开办，并取得不俗的成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上海能够取得相当可观的发展，上海能够成为从晚清到民国历代政府主要财税来源地，为中国国库收入之主要来源；上海能够吸纳那么多的人口，成为中国多种人才高地，成为中国多方面文化中心，都与这个共同体密不可分。由于租界与华界之间没有天然的屏障，也没有人为的隔离墙，人员、财物、资金、技术都可以自由流动。因此，共同体效应会扩展到整个上海地区。中外双方在这个共同体中，也相互依存，没有租界提供的安全与法治，上海就不可能那么繁荣。同样，没有那么多中国人居住在租界，租界也不可能有那么大体量，外国人也不可能从中获得那么大利益。诚如英国侨民在1920年所说，如果没有数量巨大的华人的存在，如果没有华人与外国人结成“贸易共同体”，就不可能有上海租界的繁荣。


一市三治、安全因素、中外利益共同体，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密不可分。其中，共同利益是基础。据统计，1930年，列强在华投资额中，英国的76.0%、美国的64.9%、法国的40.9%、日本的66.1%（东北除外）都集中在上海。中资方面，1932年−1933年，全国现代棉纺织厂共136家，其中64家在上海；烟草制品厂共60家，其中46家在上海；现代面粉厂共83家，其中4l家在上海，全国各种现代工厂共2435家，其中1200家在上海；中国现代制造业工人，有43％在上海；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1％。安全是基本保障。近代中国，战事不断，灾害不断，安全成为城市发展最基本的保障。民国时期，南非法官费唐受邀来沪调查上海问题，他向各国外侨、各类团体发出调查问卷，其中之一便是上海何以会成为中国经济中心，何以发展如此迅速。遍查各国外侨、各类团体的答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强调上海城市的安全特点。一市三治，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两租界的存在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但这个制度框架为上海居民提供了虽没有平等但比较安全、虽没有民主但较有自由的政治空间。


▍超强集聚功能


近代上海超强的集聚功能，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建与活动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集聚功能表现在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诸多方面。就人口而言，近代上海充当了吸收和释放人口的海绵。当上海周围和其他地方发生战乱、灾荒等情况时，上海吸收、容纳了众多的外地人口；当外地恢复平静以后，上海又将相当一批人口释放出去。来的多，去的少，上海人口遂急速增长。1843年上海开埠时，城市人口二十来万，1915年超过二百万，1949年超过五百万。


上海租界的稳定性、安全性、自由性，对于流动性较强的专门人才吸引力特别大，包括教授、文学家、艺术家（音乐、舞蹈、雕塑、绘画、书法、建筑、戏剧、电影）、编辑、记者、律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等。近代上海这类人才的数量特别巨大。据估计，1903年上海有各色新式文化人3000名，1909年上升到4000人，1920年前后有8000人左右。


这些人来到上海的动力机制有二：


一是被上海优越的发展环境与创业前景吸引而来，这类人前有李伯元、陈范、邵力子等。李伯元，江苏常州武进人，1897年来上海，创办《指南报》、编辑《绣像小说》。陈范，江苏常州武进人，原在江西当知县，因事落职后，接办《苏报》。邵力子1905年自绍兴来上海，先后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读书，以后便长期在上海教书、办报。后有民国初年刘海粟、李叔同、沈雁冰、郑振铎等。刘海粟为常州人，14岁到上海学习绘画，1912年在上海参与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李叔同为天津人，在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在天津工作，1912年来沪，执教于城东女学。沈雁冰为浙江桐乡人，1916年自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毕业，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逐渐由编辑成为《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为浙江永嘉人，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专科学校，1921年到上海铁路局当练习生，不久转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二是因思想激进或其他缘故为他处所不容，被驱赶到上海来的。这类人物，不同历史阶段均有。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容闳因思想维新，逃出北京，来到上海。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而被革职，离京南下上海。蔡元培在政变以后，辗转来到上海。1900年北方战乱，又驱使一批新型文化人进入上海。严复与天津北洋大学堂一批学生，均因战乱而南迁上海。庚子事变以后，爱国知识分子对清廷的失望达于顶点，或打算留学日本，或打算到上海寻找出路，又一批人来到上海。邹容是此类代表。他在1901年秋，离开四川来到上海，在上海进修日语，1902年留学日本，不久又回到上海。1903年上半年，南京陆师学堂有30多名学生，因闹学潮，退学来沪，进入爱国学社。章士钊是其中为首者。章太炎则因主张反清革命，屡遭清政府通缉，在东京、台北等地避难一阵以后，返回上海。于右任因在陕西宣传革命，遭到追捕，逃来上海。此类情况为数甚多。


民国建立以后，政局依然动荡不已，相继发生“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特别是五四运动，驱使一批又一批文化人进入上海。江亢虎，江西弋阳人，在北京、浙江等地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驱逐，来到上海。施存统，浙江金华人，作《非孝》一文，批判纲常名教，发表于《浙江新潮》，被当地社会视为孔教叛徒，不得已而来上海；俞秀松，浙江诸暨人，就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主编《浙江新潮》，因发表《非孝》，导致《浙江新潮》被查封，被迫来到上海。陈望道，浙江义乌人，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执教，投身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被扣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罪名，被迫来到上海。沈定一，浙江杭州萧山人，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因反对北洋军阀控制浙江，遭到通缉，亦来上海。


诸如此类，因不满军阀黑暗统治，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新道德，为当地社会所不容，被迫避地上海的志士仁人，不知凡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陈独秀。陈独秀自1898年以后，因求学或参加政治活动，时常进出、驻留上海。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五次：第一次是1903年4月，他因在日本参与惩处清政府所派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行动，与张继、邹容等人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来到上海。第二次是1903年5月，他在安庆领导拒俄运动，遭地方当局通缉，星夜逃亡上海。第三次是1913年，他在安徽参加反袁斗争，被当地叛乱武装逮捕，差点被枪毙，幸得众多友人营救，才得幸免，潜来上海。第四次是1915年，他自日本回国，谋求发展，回到上海，创办《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第五次，1919年6月，他在北京散发爱国传单，遭北洋政府的警察厅逮捕，关了三个多月，随后避地上海。对于陈独秀来说，上海既是发展地，也是避难所。他来上海，既有拉力，也有推力作用。


在拉力、推力共同作用下，上海成为各色新型文化人的集聚之地，特别是那些不满现状、具有抗议精神的先进知识分子荟萃之地。正是在这些志士仁人中，产生了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先进分子。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来到上海，并不是随意居住某处，而是相对集中于法租界新区及其周边地区。1920年前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沈定一、陈望道、戴季陶等人的居住地、工作地，集中在老渔阳里2号、新渔阳里6号、白尔路三益里17号、望志路106号、环龙路44号、法大马路279号这几个地方，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杂志社、《共产党》月刊编辑部、《劳动界》周刊编辑部、《建设》月刊编辑部、《觉悟》副刊编辑部，也都设在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以顾家宅公园（一作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为中心，方圆不超过两公里。


他们之所以会集聚在这么一小块地方，主要原因有四：其一，法租界新区开发不久，系1914年以后开发，房价相对便宜，这对于那些身家不那么富裕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可以承受得起；其二，这一地块经过严格的整体规划，道路宽阔，环境优雅，学校、医院、公园等设施齐全，较为宜居；其三，这一地块公交系统发达，往来方便；其四，法租界比起公共租界，受法国文化影响较大，更加重视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对于第四点，上海日本人在1922年已经明显感受到：“在法租界，从尊重个人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的宗旨出发，与其说对政治犯采取极其宽容的政策，不如说是有庇护的倾向。反之，担任公共租界警察首脑的英国人，受爱尔兰问题以及印度问题等刺激，对政治运动非常敏感。”也就是说，对于不满社会现状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法租界较之公共租界，更适合工作与生活的需求。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上海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点，长江的出海口，明清以来，便是中国重要口岸之一。开埠以后，上海成为发展与世界航运贸易的理想港口。到20世纪初，上海已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都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20世纪20年代初，由上海开往欧、美、日各主要港口的定期客轮可以直接到达伦敦、马赛、汉堡、新加坡、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檀香山、神户等，每条航线都有多家轮船公司经营。国内航运方面，1921年，在上海登记的内港船只有300多艘，北至天津，南至广州，西至重庆，近则长三角各内河港口，无处不通。


轮船的通行，极大地加强了上海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加强了上海与沿海、沿江城市之间的联系。以沿江城市而论，从上海到九江，如果乘坐木船，通常需要一个月，最快也要十几天，但乘轮船，昼夜行驶，只要两整天。从上海到汉口，乘木船最快也要20天，但是乘轮船仅需3天。上海地处江海交汇点，是连接中国内地与外洋最为重要的节点，长江越通畅，其交通运输功能越发达，上海地位就越重要。


航运之外，沪宁铁路于1908年全线通车，沪杭铁路于1909年全线运行，加上各种近途远程的公路交通，上海陆路交通能力更为强大。两条铁路的建设，便捷了上海与江浙等周边地区的联系，便捷了上海与内地的联系，也增强了上海城市的集聚功能。显然，假如没有沪杭铁路的开通，中共一大最后的那天会议，就不会转移到嘉兴去召开。


上海的交通枢纽地位，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汇聚这里提供了便利。沪宁、沪杭甬铁路通车以后，江浙沿线居民往来上海，如南京、常州、苏州、宁波、杭州、嘉兴等处，长者半天，短者两三小时，即可到达，陈望道、施存统、沈定一、张太雷、瞿秋白、沈雁冰等往来于上海与其家乡之间，相当方便。事实上，开放的上海已被他们视为第二故乡。


上海的交通枢纽地位，使得上海成为中国通达欧美、日本等处的必经之地，1872年至1876年，中国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留美，1876年郭嵩焘出使欧洲，以及日后曾纪泽、薛福成等出使欧洲，李鸿章出使俄国、欧洲与美国，均从上海启航。清末数千青年留学日本，其中四川、陕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的留学生，大多从上海出发。李达、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等人，正因为留学日本，进出国门都经过上海，所以回国后留在了上海。1919−1920年间，先后共20批约1600人从上海出发，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内以四川、湖南、河北为多。其中，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李维汉、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王若飞等，都由此与上海发生了关联，归国以后都曾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毛泽东虽然没有赴法留学，但他多次到上海送别湖南赴法留学生。1920年5月，他来上海欢送萧三、劳启荣等人赴法留学。正是那一次，他在上海拜访陈独秀，与陈长谈，讨论自己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受影响，坚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对他日后的革命生涯，至关重要。


与交通发展同步，上海与国际国内邮政通信联系发展很快，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活动，也有重要价值。





上海是中国新式邮电事业起步最早、最为发达的城市。还在1866年，江海关已开始兼办京沪间的邮递，以后邮政线路、服务范围不断扩展。1897年，大清邮政官局在上海成立。到1920年，上海共建成邮政支局24所，二等邮政局38所，三等邮政局4所，邮寄代办所52个。邮递范围，远至世界各地、国内各省，近而市内各街区，邮递业务，除了信件（包括明信片），还有报纸、书籍、印刷品、挂号邮件、快递邮件、保险信函、包裹、汇兑、官署邮递、军事邮递、邮转电报等。


电信方面，上海是中国最早兴办近代邮电通信事业的城市之一，电报、电话等业务在清末已经兴办。1871年，第一条国际水线从香港铺设到上海，上海到英国伦敦、日本长崎的海底电线接通。至1880年代，上海北可以经日本与俄罗斯通报，南可经香港与欧美通报。1884年中国电报总局从天津迁到上海，到1895年上海在国内的通报范围，可以北到北京，东北到山海关，西北到西安，西到汉口，西南到泸州，南到广州。


无线电通信在1907年引进上海，1908年，汇中饭店已装设无线电机，以与进出上海港轮船通报联络。1920年，交通部国际无线通信大电台在上海竣工投产，先后开通美、法、德、英、日等国的国际无线电报电路。上海无线电通信业有一鲜明的特点，即私设无线电台众多。到1925年，上海已有18座私人电台。其中，除了由领事馆、工部局、外籍军事机关所设4座以外，其余14座或为报社、教会所设，或为外商洋行所设，大多与经济文化相关。


电话方面，1882年，丹麦和英国相关公司，先后在外滩开通上海市区电话业务。20世纪20年代初，华界和租界实现电话线接通。到1922年，上海已装设电话机15579只。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国际国内信息传播，主要通过报章杂志，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与全国各地同志联系，主要是通过信件。没有发达、便捷的邮政系统，报章杂志无从散发，邮件无从递送。共产国际在1920年将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书记处所在地便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社，那里有与上海各处、中国各地便捷的联络渠道，设有北京罗斯塔一达尔塔通讯社上海分社。正是从那里，吴廷康秘密发出指示，派遣人员指导中国、日本、朝鲜和若干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1920年成立以后，陈独秀等人与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同志联系，主要通过信件。1921年至1927年，设在上海的中央机关与各地党员之间的联系，也主要通过邮件。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俄有密切联系，与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地相关同志也有很多联系，党的组织、党员分布在全国各地，没有发达的通信网络，很多工作便无法开展。这也是中共建立以后，中央机关长期设立在上海的重要原因。


▍移民社会结构优化集聚质量


近代上海是移民社会，人口8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移民来到上海，上海并没有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接待、安置、管理他们。移民来沪时所依赖的路径是投亲靠友，是亲缘、地缘与业缘，来沪以后所依赖的依然是由亲缘、地缘与业缘支撑起来的会馆公所。于是，上海社会结构呈现分中有合的特点，即上海社会是由各方移民组成的，是为分；移民来沪以后，又有各地在沪同乡机构来维系，形成大而以省区分，如广东人、福建人、湖南人、山东人之类，小而以府县区分，如广肇人、宁波人、徽州人等，是为合。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成为联系、管理最为直接的机构。会馆公所在近代以前的上海业已存在，但是，近代以后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功能也更加多样。据记载，上海会馆公所1909年为57个，1922年为228个，1930年为256个，为历年最高。这些同乡组织，为在沪同乡寻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办理婚丧嫁娶之事。有些会馆公所还设立诊所与义学。他们开有适合同乡口味的饭店、菜馆，如粤菜、川湘菜、淮扬菜，设有上演本乡地方戏的戏院。大多数会馆、公所，供奉着各地的乡土神，岁时祭祀。


各地移民的经济活动、日常生活，多与家乡有关联。上海很多机构、企业存在优先录用本乡人的潜规则。湖南籍官员掌控江南制造局时，局中所招员工相当部分来自湖南。湖南人聂云台、聂潞生兄弟经营的恒丰纱厂，所培养或使用的工程师，是清一色的湘籍人，工人也大都是湘鄂籍。安徽人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在上海办的阜丰面粉厂，其员工有90%来自安徽。无锡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所办荣家企业，所雇佣的职员，三分之二为无锡人，八分之一职员姓荣。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百货公司，都是广东人开的，其管理层面的职员几乎全是广东人。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移民的业务发生在上海与其移出地之间，如福建人经营茶叶、木材，山东人经营豆饼之类。


如此社会结构，使得上海有如一大超市，各地移民在此设摊经营。上海成为全国人之大平台。各地在沪同乡组织，为各地来沪先进知识分子的相互联络，进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优化了集聚的内涵。


前面述及，陈独秀多次驻留上海，多与其在上海的安徽同乡有直接关系。1913年8月，陈独秀在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亡命上海，杜门编写《字义类例》一书，聊以度日。这时，他所依靠的，便是其在沪同乡汪孟邹。1914年7月，陈独秀单身前往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其妻小仍留上海，托汪孟邹代为照顾。1915年6月，陈独秀返回上海，随后创办《青年》杂志，最重要合作伙伴，仍是汪孟邹。为了筹办出版机构，陈独秀与汪孟邹在1916年11月曾专程到北京招股筹款，勾留月余。1920年，陈独秀在北京待不下去了，南返上海，住所是霞飞路渔阳里2号，那里本是柏文蔚的寓所，后来让给陈独秀居住的。柏文蔚与陈独秀，先前是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同志，都是安徽人。


上海为各地移民建立、强化乡谊提供了平台，也便利了共产党人利用同乡关系进行活动。这以李汉俊与董必武、陈潭秋这三位湖北人的联络最有典型意义。


李汉俊是潜江人，董必武是黄安（今红安）人，潜江、黄安相距甚远，李、董在家乡时本不相识。1919年3月，上海湖北人成立同乡团体湖北善后会，董必武、张国恩被公推为驻会主持。其时，李汉俊也在上海。湖北善后会的会址在渔阳里南面，李汉俊住在渔阳里北面，近在咫尺。于是，这两个湖北人在渔阳里相遇相识，成为至交。李汉俊几乎天天来善后会，与正在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的董必武等人，讨论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情况，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董必武由此理解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中国的独立，按照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路。


董必武与陈潭秋，也是在上海湖北善后会结识的。


1919年6月中旬，武汉地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陈潭秋，随武汉学生代表团来到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大东旅馆召开，陈潭秋参加会议之后，来到湖北善后会，结识了董必武。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比董必武（1886−1975）小整十岁，资历、学识都比董必武为浅。他诚恳地拜董必武为师，董必武则悉心地引导陈潭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董必武向陈潭秋介绍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潭秋如饥似渴地研读，认同了董必武对照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正确认识。两年后，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的两名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董必武日后回忆与陈潭秋这段交往经历，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在上海期间，我们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共同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同乡关系对于湖南人在上海从事进步活动，也有重要作用。


1919年12月，向警予、蔡畅、蔡和森与母亲葛健豪，从湖南长沙来到上海，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抵沪以后，发现船票涨价了，原先所备经费不敷使用。葛健豪想到蔡家有个远房亲戚聂云台，现在上海经营恒丰纱厂。于是，他们找到聂云台，说明来意。聂二话没说，当即资助800块银元，解决了四人旅费问题。蔡和森等人登船离沪时，聂云台还亲至码头送行。新中国建立后，蔡畅见到聂云台的儿子时还说：“我们家赴法国时，还欠你父亲八百元呢!”



(董必武、陈潭秋与向警予)


1920年4月，湖南改造促进会成立，这是一个纯粹由上海湘籍各界人士组成的协会，由彭璜、毛泽东与旅沪新民学会会员、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同盟会元老章士钊、曾毅等人发起组织。彭璜任会长，会址设恺自尔路永乐里15号、16号（今普安路128号）全国各界联合会内，这里也是彭璜的临时住处。这一机构，为湖南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5月8日，他和旅沪新民学会会员肖三、熊光楚等12人，来到半淞园举行会议，并讨论学会会务。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半淞园开会呢？相关回忆录都没有说明。其实，这与旅沪湖南人居住地点有关。半淞园在上海城南，为当时有名的一所经营性园林。湖南会馆就在半淞园边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籍青年来上海以后，就寄寓在湖南会馆。毛泽东当时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常到斜桥湖南会馆看望同乡。


毛泽东1920年在上海，还向章士钊借过钱，其中也有乡谊的成分。章士钊与杨昌济是湖南同乡、好友，也是北京大学同事，毛泽东此前在北京大学时便与章士钊熟识。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但赴法旅费有困难。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到上海拜见章士钊，请其设法资助。章手中恰有湖南军阀赵恒惕一笔赠款，立即以二万银元付毛、蔡。毛泽东以一部资助学生赴法，一部携归湖南充作革命经费。这二万元在当时堪称巨款，对于毛、蔡来说，可谓雪中送炭。1961至1971年，十年间，每年正月初二，毛泽东都派人送二千元到章家。毛对章说，1920年你捐助二万元巨款，今天用我的稿费奉还。


此外，毛泽东等人在上海的其他活动，也每每与乡谊有关。1920年5、6月，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试验工读生活，曾经其表兄王季范介绍，结识在沪开办群益书社的湖南人陈子寿。群益书社开办在福州路，与商务印书馆距离很近，毛泽东经常到那里看书，对店内书籍很感兴趣。1920年9月，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筹建长沙文化书社，这个书社与群益书社有密切联系。1926年，毛泽民奉中共派遣来上海开办长江书店，抵沪后便找陈子寿商量，群益派了两名店员前去协助开店。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国民党通缉毛泽民，他闻讯逃离上海，长江书店被封，丢下一摊子债务杂事，均由群益出面收拾。国民党有关方面对群益书社起疑，后经同乡人章士钊和熊希龄共同袒护，声称湖南人为同乡两肋插刀，实属平常，与政治毫无干系，当局就此作罢。


华洋混处是上海移民社会另一个特点。近代上海是中国居住外国侨民最多的城市，最多时人数超过15万（1942年），超过其时城市人口的3%。1920年前后，上海外侨人口近3万人，来自英、美、法、德、日、俄等众多国家，其中俄侨有5000人。众多的外侨，特别是有那么多俄侨生活在上海，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开展活动，对于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马林、尼克尔斯基等人在上海开展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前已述及，中共发起组创办的培养党的青年干部的外国语学社，可以公开登报招生，吴廷康及其夫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授课，这与其时上海大街小巷生活着那么多的包括俄侨在内的外侨大有关系。


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革命局。这是由吴廷康领导的有中国同志参加的机构，由5人组成，包括吴廷康、陈独秀、李汉俊等。1920年7月2日，上海革命局设立中俄通信社，由吴廷康的翻译和助手杨明斋负责，设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6号。它是中共第一家通讯社，又是苏俄中央新闻通讯社罗斯塔北京分社的上海分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从俄罗斯通讯社北京机构、莫斯科、西伯利亚寄来的苏俄报刊，从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俄国远东的报纸以及欧美诸多报刊中搜集信息，提供给中国31家报刊使用。中俄通信社提供给中国报刊稿件内容繁多，包括政治、经济、文教、战事、工运、妇女等，稿件形式多样，有长篇专论、演讲、制度与组织介绍，革命领袖介绍、苏俄近讯等。1920年12月中旬，因杨明斋离开中国去了苏俄而停止发稿。中俄通信社1920年7−12月在上海《民国日报》《新青年》上发的新闻稿，便有66条，诸如《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劳农俄国此新制度》《最近红军方面此捷报》《劳农俄国的实业近况》《列宁小史》等。这对于宣传苏俄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共产国际还在上海设立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总部在莫斯科，远东分部在赤塔。上海办事处设在九江路14号。这是苏俄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构，也是苏俄、共产国际在华的一个中转站和提供秘密经费的单位。苏俄、共产国际向其驻华代表、在华机构，以及中共组织及其他革命组织提供的经费，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这个办事处支付的，其中包括宣传费用。


与共产国际和苏俄有关的四个机构，《上海俄文生活报》与东亚书记处同在苏州河北，其地属于公共租界（原属美租界，故亦称美租界），与俄国驻沪领事馆毗邻；中俄通信社设在法租界，是俄侨比较集中居住的区域；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设在九江路，此处属于公共租界商业区、金融区，从事货币兑换、商品进出比较方便。这些机构的活动，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实际上正是上海华洋混处的社会环境起到了掩护作用。


▍从自觉集聚到中国共产党创立


如果说，中共发起组成立以前，各地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的集聚是一种自发集聚，那么，中共发起组建立以后，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来到上海，则是一种自觉集聚。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推动下，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酝酿建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以及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戴季陶、沈定一、俞秀松、刘大白等参加。6月某日，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共五人，议定成立党组织，并起草了党的纲领，李汉俊执笔，共十条，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陈独秀担任书记。关于组织名称，陈独秀经征询并赞同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为“共产党”。诚如《中国共产党上海史》所强调的，1920年6月在上海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并不是上海地方性党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简称中共发起组），一开始就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


中共发起组的五名成员，分别来自安徽（陈独秀）、湖北（李汉俊）、浙江（俞秀松、施存统）与湖南（陈公培），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他们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汇聚到上海，由于共同的信仰，汇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发起组的人员构成，恰好成为上海荟萃各地精英的缩影。


中共发起组成立以后，立即在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建设与政治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组织建设方面，包括建立各地支部、发展党员、培养青年干部三个方面。


上海以外的各地党组织，都是在上海发起组的部署、联系后成立起来的，不少党员是陈独秀直接发展的。北京党组织是陈独秀先后与来沪的张申府、张国焘谈话以后，由二张回京向李大钊作了汇报，在李大钊领导下，于1920年底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武汉方面，是刘伯垂在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入党，随后带着一份党纲草案到武汉，与董必武、包惠僧联系，着手创建中共武汉小组。李汉俊亦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并亲自前往武汉，指导武汉建党工作。1920年秋，共产党武汉支部建立。长沙方面，1920年夏，毛泽东在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入党以后，回长沙即进行相关活动，同年冬建立了共产党长沙组织。广州方面，1920年底，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前往广州，直接指导了广州的建党工作。1921年春，共产党广州组织成立，陈独秀为书记（不久谭平山继任）。济南方面，陈独秀先是经人介绍联系到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委托他们组党。1920年秋，中共发起组成员、山东籍的杨明斋来到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会晤，指导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旅法组织方面，1920年10月中旬，张申府因为到法国里昂去教书，经过上海，受陈独秀委托到法国开展建党活动。旅法后不久，张申府先后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入党，并与在上海入党的陈公培、赵世炎联系上，随后成立了中共旅法小组。旅日组织方面，施存统在上海参与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后，即抄了一份党纲去日本，与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周佛海联系上，建立了中共旅日小组。





培养青年干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1920年8月22日，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为书记，机关设在新渔阳里6号。二是1920年秋，开办了外国语学社，与青年团同一地址。外国语学社自觉利用上海城市特点进行集聚的作用尤为显著。


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吴廷康及其夫人教俄语，李达教日语，李汉俊教法语，沈雁冰与袁振英教英语。学校目的在培养干部，输送他们赴苏俄深造。学员包括湖南的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李启汉、彭述之、许之桢、卜士奇（道明），浙江的王一飞、俞秀松、梁柏台、何今亮（汪寿华），安徽的蒋侠僧（光慈）、柯庆施、韦素园、吴葆萼、章人功，河南的曹靖华，累计有五六十名，他们留学归国后，大多成为中共早期重要干部。


这些学员大多是各地党组织推荐而来的，只有曹靖华是例外。出生于河南省卢氏县的曹靖华，在开封读完中学后，因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5月，被选为河南省学生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他结识了李达，接触到共产主义运动。不久，他读到《民国日报》上的“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前往报名，遂成为学员之一。


理论建设方面，主要有三项：一是发行刊物，包括1920年8月，将《新青年》定为党的机关刊物，由发起组的成员担任编辑和撰稿人。11月，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介绍党的基本知识。二是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陈独秀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陈望道所译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译介的《马格思〈资本论〉入门》，李季翻译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等。三是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吸收党员的标准。由于当时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中国共产党宣言》没有正式对外发布，但是，这个文件在党的理论建设史上极为重要。《宣言》明确提出，要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那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势力是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这种势力是在那里继续增长，这正是资本家的国家内部阶级冲突的结果。这个势力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阶级争斗。”《宣言》认为，“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民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宣言》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为在中国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愿望。《宣言》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已经与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发行刊物，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都是有效地依托了上海文化中心的优势。


政治建设方面，主要是筹备中共一大。这方面情况早已世所周知，不具论。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建立，实际上已经标志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已有6个地方支部，2个海外支部，共58名党员。此前，中国已经出现过众多政党。民国初年，国内新成立的政治团体有312个，其中以党为名、称得上现代政党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国民党、进步党、中国社会党、统一共和党等。这些政党只要有组织、有章程、有活动、有办公地点，有的有机关刊物，有的连机关刊物也没有，就算成立了，并没有哪一个政党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以及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成的中国国民党，都没有举行过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来自俄共与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前身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自1898年成立至1918年，举行过6次全国代表大会；1918年3月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依然继续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因为有此传统，俄共、共产国际的代表，自然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是循此思路，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抵达上海，经与中共发起组成员李达、李汉俊商议后，决定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文化创新的温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制度创新、思想创新，归根到底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创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既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代志士仁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改造中国、振兴中华思想持续演进、升华的结果，也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在诸多社会思潮中（包括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等），经比较、鉴别与论争后理性选择的结果。上海巨大的城市体量，奇特的政治格局，既五方杂处又华洋混处的社会结构，为众多知识分子的汇聚，提供了难得的空间，为诸多思潮的产生、交流、交锋与交融，提供了难得的平台。陈望道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他说，他与陈独秀、施存统等人，都是因为思想激进，为北京、浙江等地守旧势力所不容，最后被“被赶拢来的”。到了上海以后，他们“住得很近，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陈望道讲了四层意思，一是“被赶拢来的”，说明他们思想激进，为别处所不容，上海环境特别，可以包容他们；二是“住得很近”，点明了城市集聚的价值。三是“反复的谈”，指的是思想交流、交锋，其中包括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交锋，也包括与戴季陶等人由一度合作到分道扬镳，这是一个明晰概念、廓清边界、辨明是非、权衡利弊的过程，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过程；四是“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指的是思想交融以后，达成共识，将理论付诸实践，于是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学术界关于创新机制的研究成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人们互动、交流机会越多，创造与创新几率也越高。产业、人口、资金、技术高度集聚，必然刺激分工趋于细密、技术创新与产品卓越。创造与创新的增长速率，通常远高于人口增长速率。这是大城市较小城市更能创新的社会原因。城市人口异质程度越高，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差异越大，相互取长补短的概率越高，创新速率越大。近代上海城市规模超群，人口异质程度奇高，各路精英荟萃。这些特点交织一起，导致了近代上海城市创新能力特强。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上海创立、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长期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的社会原因。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21年第6期，原题为《上海城市集聚功能与中国共产党创立》。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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